1968年前后，广州军区机关里，干部们经常要分清两件事：文件上的职务排序，和实际工作中的决策顺序。韦国清是军区第一政委，刘兴元却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。一个排在前面，一个掌握党委日常运转，广州军区究竟听谁的？
答案不能只看“第一政委”四个字。
当时的广州军区，情况确实特殊。韦国清是开国上将，长期在广西工作，先后担任广西省长、自治区主席以及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。1966年，他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，但主要精力仍在广西地方事务上。
这并不意味着韦国清完全不管军区。涉及军队建设、重大政治方向和重要人事安排，他仍然具有相应的领导责任。只是军区机关的日常会议、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地方支左等具体事务，不可能长期等候一位主要驻在广西的领导来逐项处理。
广州军区当时面对的任务很重。广东地处沿海，又与广西、湖南相邻，军队既要保持战备状态，还要参与地方工作。1967年以后，各大军区普遍承担支援地方、维护秩序的任务，军区领导与省级革委会的关系也更加紧密。
在不少地方，军区主要领导和省级主要负责人由同一人兼任，职务集中，工作链条比较清楚。广州的安排却没有完全采用这种模式。韦国清担任军区第一政委，刘兴元担任第二政委，同时出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，实际形成了“第一政委负责全局、党委第一书记主持日常”的格局。
军队实行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，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不是普通的行政称谓。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主持党委工作，负责把重大问题提交党委讨论，组织贯彻党委决定。就广州军区而言，刘兴元掌握的正是这条日常决策和执行线。
有干部曾用一句很直白的话概括这种关系：“第一政委的职务更高，第一书记的责任更具体。”这句话虽然不是正式文件，却道出了当时的实际区别。
韦国清的优势，在于政治资历、军队经验和地方工作权威。他在广西经营多年，对华南局势、边境事务和地方干部情况都很熟悉。刘兴元的角色，则更接近军区机关的直接负责人，既要主持党委会议，也要协调军区各部门和所属部队。
因此，若问重大方向谁负总责，不能绕开韦国清；若问军区党委平时由谁主持、具体工作由谁推动，答案则是刘兴元。两人的权责并非简单的上下级替代，而是因驻地、分工和工作重心不同，形成了相互衔接的领导结构。
这种安排并非广州军区独有。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，一些大军区的第一政委也由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兼任。他们常常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区工作上，军区的具体事务则由第二政委或其他负责同志承担。
例如，宋任穷担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时，主要职务是东北地区党政领导；武汉军区的王任重，也长期承担湖北地方工作。类似情况下，军区并不会因为第一政委事务繁忙而停止运转，而是依靠第二政委、政治部和军区党委的分工维持日常工作。
广州的特殊处，在于刘兴元不仅是第二政委，还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。换句话说，韦国清在组织排序上处于第一政委位置，刘兴元却承担了党委内部的主持责任。一个体现领导层级，一个体现工作权限，不能拿同一把尺子衡量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一些材料中，会出现看似矛盾的表述：韦国清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，但军区很多具体工作由刘兴元负责。它不是两个“第一”相互冲突，而是军队党委制度和地方工作交叉之后，产生的特殊分工。
1972年，刘兴元离开广州，转赴四川工作，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、省委主要负责人，并兼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。广州方面的领导关系随之调整，丁盛承担了新的军地领导职责，原先由刘兴元主持的党委工作也发生变化。
到1976年，韦国清离开长期工作的广西，正式到广东任职，先后承担广东地方和广州军区的重要领导工作。此时，他不再只是兼任军区第一政委的地方负责人，而是把主要工作重心转到了广东，军区与地方之间的职务安排也更加集中。
1977年，韦国清转到中央军队机关工作，后来担任总政治部主要领导职务。广州军区那段“第一政委”与“党委第一书记”分设的历史，也随之成为特定时期军队领导体制运行方式的一个缩影。
所以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：名义上的第一政委是韦国清，主持军区党委日常工作的第一书记是刘兴元。涉及军区全局和重大原则，韦国清不能被绕开；涉及党委会议、日常部署和具体执行，刘兴元承担更直接的决定与组织责任。娱乐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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