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6年夏，延安王家坪，刚从中原突围归来的钱江提出了一个请求：想见毛泽东一面。多年战乱中，他与毛泽东、贺子珍失去联系，生死下落都难以确定。杨尚昆把消息报告上去，毛泽东听到“钱江”这个名字，立即笑着说：“贺子珍的弟弟还活着！”
这句话，既是惊喜，也带着一层特殊的亲切。钱江并不是贺子珍的亲弟弟。可在中央苏区时，毛泽东夫妇曾当面认下这个年轻人，让他“给贺子珍做弟弟”。一句随和的玩笑，后来却成了钱江一生难忘的称呼。
钱江原名钱昌鑫，江西吉安人。1930年参加红军时，他还是个年轻战士。此前，红军在吉安一带开展土地革命，建立苏维埃政权，许多贫苦家庭第一次接触到新的政治力量。钱江受到影响，先后参加儿童团、少先队，后来带头报名参军。
刚进队伍时，他做过公务员，也在卫生所当过卫生员。那时的红军高级干部与普通战士距离并不遥远，行军、宿营、看病，常常就在同一片院落里完成。钱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，是在行军途中。有人指着前方告诉他：“那就是毛主席。”
在钱江的印象里，毛泽东穿着普通军装，身材高大，却没有官架子。真正让他感到亲近的，是一次卫生所里的谈话。毛泽东和贺子珍来检查工作，询问卫生所人数和事务忙不忙。工作人员介绍钱江时，顺口说他长得有些像贺子珍。
贺子珍笑着说：“他是我的小弟弟。”
毛泽东也接过话头：“钱昌鑫，你就给贺子珍做弟弟吧！”
钱江当时脸红了。消息传开后，大家便半认真半玩笑地叫他“贺子珍的弟弟”。这件小事看似寻常，却让一个初入革命队伍的年轻人，感到领袖并非高高在上，而是能够记住身边普通战士的姓名和处境。
1931年，中央苏区的军事、政权和后勤工作逐渐复杂起来，红军对通信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。钱江被调往无线电学校学习。临行前，他专门去向毛泽东、朱德告别。毛泽东叮嘱他，无线电不是简单的技术活，能沟通部队、传递消息，也能侦察敌情，必须认真学好。
这番话改变了钱江的工作方向。1932年完成学习后，他先后从事报务工作，后来进入军委二局，参与无线电技术侦察。战争年代，电台和密码往往关系到部队行动能否隐蔽，也关系到指挥命令能否及时抵达。钱江所做的工作不在阵地最前沿，却直接服务于作战决策。
长征开始后，军委二局随中央红军行动。湘江战役之后，队伍损失严重，人员疲惫，物资匮乏，技术人员同样面临伤病和饥饿。毛泽东了解二局的困难后，曾设法送去猪肉。数量也许有限，但在当时，那是对这支特殊队伍的实际照顾。
1935年，红军抵达陕北前后，钱江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。队伍中有人因病掉队，毛泽东得知后强调，不能轻易丢下伤病员，革命队伍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今后的骨干。随后，二局得到一匹老黄马，钱江因身体虚弱被安排使用。
这匹马并不强壮，却帮钱江熬过了最艰难的路段。一次行军途中，毛泽东见他病得厉害，特意停下来询问。钱江不愿占用首长的坐骑，毛泽东便没有强求，只陪他边走边谈。1935年10月19日，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，长征的重要阶段由此告一段落。
后来在甘泉象鼻子湾，钱江再次见到贺子珍。她发现钱江衣服破旧，便把毛泽东穿过的一条旧裤子交给他应急。物资紧张的岁月里，一件旧衣服谈不上贵重，却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困难。钱江一直记得这份照应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钱江调往南下支队，长期在外执行任务。战事阻隔消息，毛泽东夫妇也不知道他的确切情况。直到1946年中原突围后，钱江回到延安，杨尚昆把他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，才有了那句“贺子珍的弟弟还活着”。
见面时，毛泽东握住钱江的手，带着熟悉的语气说：“七八年没见了，你还活着啊！”
钱江随后谈到部队同志对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疑问。毛泽东没有简单训斥，而是结合国内形势、国共关系和谈判目的作了分析。多年未见之后，这场谈话仍然围绕革命工作展开，既有旧日情谊，也有严肃的政治判断。
钱江后来继续在军队中工作。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，他被授予少将军衔。那个从卫生员、报务员走来的年轻人，最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将领；而“贺子珍的弟弟”这个称呼，也留在了毛泽东与钱江数次相逢的记忆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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